姜波，经济日报社高级编辑。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两年经济学。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先后采写新闻作品上百万字，七次获中国新闻奖，长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研究生班授课。2016年特邀入选新一届全国记协理事。主要著作有《魂归何处》《惶者自白》《女性与犯罪》（与姜伟合译）《新闻大咖眼中的中国经济》等。原题
在东北的“扬眉吐气”
与在南方的“灰头土脸”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7）
（外两篇）
当记者，走南闯北是工作常态，经历了时冷时热，看惯了云卷云舒。不过，有一点感受是深切的：就是在东北，政府官员是“至高无上”的，我们记者也随之“扬眉吐气”；在南方，政府官员是“低三下四”的，我们记者也跟着“灰头土脸”。不过，我情愿那种“不受待见”。
2015年7月，我们报社一行4人从北往南，进行一次纵贯东北的采访。在黑龙江，为了了解东北经济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委托省政府办公厅组织一次企业座谈会。一进会议室看参加座谈会人员名单，我心中就暗暗惊讶——哈飞汽车老总、哈尔滨电机厂副总、哈尔滨锅炉厂副总、哈尔滨汽轮厂副总、龙煤集团总会计师等，这可都是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大国企的领导呀。太过隆重了，太过高大上啦！当然，我们感谢政府办公厅的重视，感谢这些大老总们的抬举，但日理万机的老总们有必要出席这样的座谈会吗？像这种形式的座谈会，每人谈20分钟左右，半天时间就过去了，连追问或插话的机会都不多。老总们陪坐一上午或一下午，就是为了完成上边交派的任务。我于心不忍。而且，即使是从新闻采写的角度，我也不欣赏这种“高端”座谈会。当然，我希望能与企业老总会面，但那是我事先做足了“功课”之后，去生产现场采访、对企业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后，再单独与老总深入交流。即使是召开座谈会，我也希望不超过三五家，可以谈深谈透，而不是仅仅听一些浮光掠影的情况介绍。也是2015年夏天，大连市委也安排了一次企业座谈会，市委常委、宣传部杨部长亲自坐镇。大连机车、大连重工起重、大船海工、大连机床、大连软件园等，这都是全国各行业响当当的“排头兵”呀，都曾是万人大国企呀（近年减员瘦身或转企改制），竟也都是副总甚至老总“光临”！但是，在南方的企业采访，可没有这种“待遇”，尽管我们是中央大报的记者。如果不是极为熟悉，你要是自己主动联系一个企业去采访，一般都是由公关经理接待，也许你连主管公关宣传的副总都见不着；至于座谈会，能出席一个部门经理就不错了。人家大都是民营企业，一个萝卜一个坑；对政府部门的一些形式上的要求，人家有自己的理解。当然，如果是企业邀请你去采访，不仅老总副总会出面，而且还可能请你吃饭、k歌什么的；如果他们急于在媒体上发声，甚至有大老板亲自到北京拜见记者的情形。不仅企业是这样，就是政府机关也是“应对有方”。不要说市政府一级，就是省委宣传部或省政府办公厅组织的职能部门座谈会，哪有局长副局长出席的？一般都是处长科长什么的，有的就去个办事员而已。当然，这不是说人家不重视媒体，人家有自己的行事方式。2007年，我带一个采访组在广东十几个县市做“又好又快”主题报道。一位市委书记听说后，委托市委宣传部长跟我们沟通，请我们一定去他们那里现场采访。因为我们日程已定，这个书记见缝插针，一大早跟我们共进早餐以便介绍情况；听说我们上午时间已经排满了，就约好下午3点，他在一个远离市区的新开发的旅游景点等候，亲自给我们导游讲解。记得前几年我们去惠州采访，大亚湾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常委、宣传部长特别推荐了中海油大亚湾炼化厂。不过，她告诉我们，可能只能在行政楼看看，听听情况介绍，进不了厂区。采访企业不让进生产现场？奇怪！果然，第二天一早，只有一位公关小姐出面接待我们，透过行政楼的玻璃窗遥看诺大的厂区，连公关经理都没露面。中海油惠州炼油厂的夜景
正介绍情况时，总经理王琼赶来了，一个劲地说“对不起，怠慢了”。因为前一天晚上，我给中海油集团副总经理罗汉打了个电话。我跟他在中央党校摸爬滚打了一年，我住502室，他住503室，他是这家炼化厂的董事长。王总向我们介绍道，这个项目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合资企业，一期投资就高达42亿美元；这个11条生产线占地8平方公里、年加工原油1200万吨的石化城，加上广州办事处，总共才950人，实在是忙不过来，尽管也知道你们是大亚湾管委会隆重介绍来的……事后，大亚湾管委会领导听说我们进了厂区，而且是老总亲自开车，惊讶得张开了嘴巴：“我到现在还没进去过呢！”南方的政府官员似乎也习惯了这种“不受待见”。据说在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想见任正非、马化腾、王传福们，都需要提前预约；别说人家请吃饭，即使书记市长请人家吃饭，也未必就一定如愿。领导到企业调研，都是中巴车，到饭点回机关吃午饭；如果实在来不及了，就在企业食堂与员工一起就餐。至于政府举办的这个评奖、那个活动，人家是不是愿意参加、愿派什么人参加，政府部门也是听之任之。在东北，除了像华晨宝马、英特尔等“有来头”的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这可能吗？哪个企业敢不把“领导”伺候好？哪个企业敢不把政府部门的“鸡毛”当“令箭”？曾担任过广州市委书记的鞍钢集团董事长张广宁感触良多:“在东北，央企再大也是企业，科长再小也是官员。”
“我们父辈的脑袋进水啦？”
是的！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6）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刚刚结束“文革”的解冻年代，有多少在今天实在不可想象的“奇葩”！向钢铁企业塞女工，给纺织企业配男青年，产品上下游关系的两家国企只隔一条30米的马路，却近40年“老死不相往来”， 4分钱的奖金直捅中央，国务院总理还得操心两分钱的火柴价格……
方成漫画
“我们钢铁行业需要男工，劳动部门偏偏男女搭配，你不要，根本不行。我们12万职工中有4万女工，为安排她们的工作，我们真是犯了愁。”“我们纺织行业需要女工，但劳动部门规定：只能从工厂附近几个街道招工，男女都得要。就连公安局对骑自行车罚款，也要找厂长签字。”这是1984年5月23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期间，我邀请辽宁吉林两省几位人大代表座谈厂长负责制时两位企业负责人的对话。一位是本溪钢铁公司总经理马光，一位是大连纺织厂副厂长、副总工程师宁佩英。也就是在那次座谈会上，新抚钢副厂长、副总工程师吴量一直心潮难平：“‘大卡’我就不说了；‘中卡’就是机关的厅局；‘小卡’，职能部门的一个办事员就能卡死你。上边规定，我们厂只能设25个科室，也必须设25个科室，不需要的给编上了，需要的给卡住了。真是‘前面干，后面看，横挑鼻子竖挑眼。’现在，厂长连增产计划都无权安排，更谈不上试制新产品、改变产品结构啦。我用部分超产钢材调剂生产以保证全年任务，竟让我检讨了4次。”翻阅经年已久的采访本，那些白纸蓝字（当年多用蓝色圆珠笔）记录着近乎魔幻般的“天方夜谭”。在“东方鲁尔”沈阳市铁西区，生产铜的沈阳冶炼厂与需要铜的沈阳电缆厂，都是响当当的“国家队”，两家企业只隔了一条30米宽的马路。但是，由于隶属关系不同，上下游关系的两家企业竟然将近40年“老死不相往来”。时任沈阳冶炼厂厂长王宝安说：“我们是产铜大户，马路对面的沈阳电缆厂是用铜大户，但他用铜不能直接到我这儿来买，我也不能直接卖给他，因为我的产品由冶金部包销。他买电解铜要到南方去，到几千公里外，运费起码每吨增加四五百块钱，是一个‘红铜大旅行’。”时任沈阳电缆厂副厂长的刁成山很无奈：“不是说我们不愿意上他们那儿买；也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卖给我们。但是，我们归机械部管；他们归冶金部管，属于不同系统。我们用的原材料呢，都是机械部调拨给我们的。我一年用铜1.7万吨，如果从对门买，那么就可以节省500多万元。计划经济嘛，企业的生产任务国家给下，原材料国家给调拨，产品全部由国家包销。企业和企业之间根本不存在直接对话。”微观层面的企业被管得难受，其实，宏观层面的政府也是“戴着镣铐跳舞”。 “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这样荒唐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却被我们长期奉为“天条”。不过，坚冰已经开始松动。一场革命的台风正在南中国海静悄悄地生成。1979年10月，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码头建设工地，为了加快建设工程进度，工程指挥部决定实行定额管理。每个司机每天必须完成40车石料的工作量；完成定额后，每多拉一车奖励4分钱。实际上，每个司机平均每天运石料在100车以上；一个月下来，每人拿到奖金100多元。 4分钱！仅仅4分钱！关于这4分钱的调查报告竟被直送中央！就因为这区区的4分钱，大概是当时年轻工人月工资的千分之一。这项小小的措施突然被叫停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上级有关部门认为是滥发奖金。堂堂10亿人口大国的领导人竟要管这4分钱的奖金？是的。在那个年代却必须管！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必须美其名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与支持后，深圳才“杀出一条血路”。后来，计件工资和奖金开始普及开来，奖励个“万元户”、奖励汽车、奖励房子，还有的奖励股权，人们都习以为常啦。我的采访本上记录着这样的一件事——1984年5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讲：我想了好久，火柴的价格是不是可以放开？可不可以随行就市？看看，连每盒两分钱火柴的价格都要国务院总理操心！整个经济还不成了一潭死水？一些年轻的朋友听到这些“传奇”，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如此小儿科？怎么会如此低智商？怎么会如此离奇？怎么会如此荒唐？“难道我们父辈的脑袋进水啦？”是的。全被计划经济之水灌满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就是一个不断“排水”的过程！请注意，这个“排水”过程到目前依然没有完结！今天竟然有少数人仍然为计划经济大唱赞歌。如果不是无脑直肠，那就是别有用心！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他们经常攻击别人的“给西方递刀子”的境地，简直是挥刀自残。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然不想伤及自己；这刀，实际上是砍向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日益共同富裕的国家！
铁西的胡大哥泪流满面
——采访本上的中国往事（8）
沈阳铁西，在这个当年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怎么就听不见机器的轰鸣啦？怎么就看不到鳞次栉比的厂房啦？怎么就闻不到特有的铁锈气味啦？在当年沈阳铸造厂的门卫室，这60多岁的门卫怎么就突然泪水泉涌？
沈阳冶炼厂
2019年4月16日，我迈开双脚，在沈阳铁西几乎逛荡了一整天。看着一幢幢挺立的商务大厦，看着一排排崭新的住宅高楼，看着鳞次栉比的服装城、汽配城、家具城，看着家乐福、红星美凯龙、宜家家居等大商场，我怀疑自己眼睛，这里真是铁西吗？站在北二马路的人行道上，我想起30年前在这里采访的景象：初冬的冷风吹得已经枯干的树叶沙沙作响，懒洋洋的太阳在昏灰的围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大烟囱，飞进耳朵的是机器的轰鸣声，涌进鼻孔的是有点刺激的重金属味道；还有那铃声此起彼伏的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似乎看不到头望不到尾，几乎每个人的自行车筐里，都有从家里带的铁饭盒；时而还有那一辆辆雄壮而笨重的载重卡车喘着粗气驶过；还有……这一切都哪里去了？我知道，昔日残存的企业都迁到开发区了。你就看这一条条街道和马路的名字吧：振工街、兴工街、保工街、卫工街、重工街、轻工街、圣工街、铁工街、安工街、和工街、祖工街、国工街、前工街、程工街、锦工街、绣工街、繁工街、荣工街、富工街、强工街、赞工街、颂工街、东工街、西工街、奖工街、利工街、德工街……看看如此众多带“工”的街名，这里只能是铁西；看看这些统一规划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街名，这里一定是铁西！沈阳冶炼厂那三根上百米的当年地标式的大烟囱不见了，当年我采访过的沈阳变压器厂找不着了，难道原来的那些老厂房真的无影无踪了？没有了老厂房的铁西，还能称之为铁西吗？我继续漫无边际地游荡着。啊？那是厂房！在小北二中路，沈阳高压开关厂依然醒目。我想进厂区看看，保安不准；不过，他告诉我，围墙里厂房，有部分是高压开关厂的人在工作，有部分出租了；不过，我看到部分厂房已是拆成半截的废墟。 在卫工北街和肇工北街的交叉口，我又看见一片诺大的厂房，不过全都被2米高的蓝色挡板围住了。我从缝隙看去，有沈阳铸造厂什么车间的牌子，金色的牌子已锈迹斑斑，足有几万米的厂房似乎是空空荡荡。怎么一点儿机器的轰鸣声都没有？我沿着围墙走了足有一公里多，发现有个大门，有不少车辆进出，还有个门卫室。得到准许后，我进入门卫室，跟这位上了年纪的保安聊了起来。他告诉我，这是沈阳铸造厂原来的厂房，现在大都出租了，租给了物流公司；并关心地询问我到这里干嘛来的。就想找找老铁西的感觉，找找老工业基地的感觉。我一边喝着水望着门外进出的车辆一边说：刚才在沈阳冶炼厂原址有一种不真实的幻觉，看不到那3个大烟囱了，那是那个年代铁西大工业的象征呀。好长时间没听到那门卫出声，我侧身一看，他的脸上是滚滚的泪水！“没有！没有！”他用粗壮的大手抹抹眼泪。“你刚才说到沈阳冶炼厂，我就是那个厂的。触景生情，你让我想起了当年呀。我可是把自己的青春、梦想、岁月给埋在了那里。”这位胡大哥已经65岁了，现在受雇于这里当门卫。他17岁进沈阳冶炼厂，“那时能进铁西大厂，牛大啦！”后来去当了几年兵，复员回沈阳时，本来有几个岗位可以选择，还可以进机关，但他毫不犹豫地回了沈阳冶炼厂，不久就成了中层干部，那是他的高光时刻。收入高，待遇好，是响当当的“国家队”和“排头兵”。可后来，厂子越来越不景气，不少人走了，但胡大哥对企业感情深，一直在坚持着，总觉得企业会起死回生；但到最后厂子还是垮了，他2004年被迫退休，一个月只领880元。“那时的生活真是艰难，不堪回首。所以你说到沈冶，我就情不自禁。见笑啦！现在好了，退休金涨到2700元；在这铁路物流公司看门，每月2500元……”铁西，沈阳的铁西，东北的铁西，中国的铁西。铁西的变迁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历程的缩影。在我几十次的东北采访中，常遇到一些“老人”，就像已经破落的贵族，沉湎于往日辉煌时光的回顾中。铁西创造了共和国工业史上350多个第一。然而，进入90年代以后，铁西的1100多家大中型国企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在90%以上，95%以上的企业亏损，多数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拖欠工资方面更是家常便饭，其中最为严重的竟达到惊人的90个月。在当时的这个“东方的鲁尔”，有13万下岗职工，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工人度假村”，北二马路被称为“亏损一条街”，建设大路被称为堵路领钱的“建设银行”。王兵导演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记录着这一切。记得1996年11月底，我到沈阳采访，住在市政府大楼后边的一家宾馆（很遗憾，我当时没记下名字）。那天突然醒得挺早，透过窗户的缝隙隐隐约约地听到外边有吆喝声；既然睡不着了那就出去看看。我惊呆了——天刚刚亮，阴沉的天空飘起了薄薄的雪花。那条窄窄的长长的街道有很多人，有卖早点的，有卖日用品的，更多的中青年男性，都穿着军大衣，或站立或走动，胸前挂着大纸牌子，上边写着“木工、电工”、“搬运、拉车”等醒目大字。他们是在等着人雇佣呀！看着为生活挣扎的人们，我在街边呆站了半天！也许是心情烦杂，那天上午的采访进行得很快。我返回宾馆时，两个服务员正在清理房间；在门口听她们聊天，“咱家还行。听说咱杨姐家，过冬大白菜都是借钱买的。”在几百米外的市政府大院里，挤满了要求工作的下岗工人……那一代人的命运，惨烈而悲壮！历史不应忘记，共和国不应忘记，有良知的人们不应忘记！近些年来，我在采访中经常听到一种说法，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败，都是市场经济闹的；发展大工业，没有国家投入哪行？有一些老工人怀念以前的企业：计划国家制定好了，原材料国家调拨，产品国家包销，咱只管干活，多省心呀。计划经济本是一种要求社会一切要素都统一步调的体制，是一种战时管制的手段，是一种短期见效的行为。它固然可以通过模仿而“集中精力办大事”，但却也扼杀了人的追求自由的天性，扼杀了人的创新激情，扼杀了人的行动自主性。在这种体制下，是难以创造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只是一定程度地维持着简单的再生产而已。人们的衣食住行几十年不能升级改善，城镇职工的工资十几年没有变动。在这种体制下，不要说贫穷的广大农村（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不堪回首），就在是经济相对好一点儿的城市里，人们需要的粮、油、肉、蛋、奶、布匹、自行车、家具等，甚至连肥皂、火柴，都必须长期限额发放或凭票供应。在这种体制下，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得到住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得到就业岗位。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智、反城市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明证。“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固然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计划经济已经开始破产，经济基础实在无法支撑亿万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只是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勉勉强强地维持运行着。没有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倾力扶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落是必然的。只是那体制的恶果，很大程度上由那一代产业工人们承担了……还好，最艰难的时刻挺过去了！今日的铁西，繁华而安宁。沉醉在明媚的阳光里，我在铁西信步而行。我看到满街的汽车4S店，几乎聚集了国内外所有知名的汽车品牌，最高耸的是宝马大厦。在它身后是两个高大的烟囱，是沈阳热电厂的。啊！我依稀找到大工业的痕迹。不过，我脑海闪现却总是胡大哥那挂满泪水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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